了武定四年(546年),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渤海王高澄把石经都搬迁到邺城去了,此地不再留有任何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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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曜拱手问道:“胡公、杨公,某鄙陋,不识石经之用,敢问此乃佛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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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孝世正色答道:“非佛经也,此乃儒家经典,圣贤之书。读书人若想在朝廷当官,必研习石经所刻之文章。朝廷取士,必考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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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曜挠了挠皮弁:“这般石头刻字,比咱们贺兰山岩画还费事,汉家夫子何不书诸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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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孝世捻须笑道:“小郎有所不知,昔年蔡中郎奏请刊石,正是为定经义、息讼端,防止私篡经义。昔董卓焚洛阳,惟此石经与太学门阙岿然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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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孝世抚碑沉吟:“石虽不能言,但最可信。纵兵燹毁城,终不灭圣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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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杨衒之便向白曜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儒家经书流传,一直以来都靠手抄。最早是抄在竹简或木简上,叫简册,讲究一点儿的,抄在缣帛上,叫帛书。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后,因为纸张更为轻便,抄书就逐渐改用纸张了。但由于辗转传抄,经书难免会抄错,不但错字、漏字、串行、脱句都难以避免,就是整章整段地颠倒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读书人所用的经文,往往文字不一。而朝廷考试,只能以官府官定的经文为准,所以往往发生文字的争端。为此,不仅博士之间互相攻讦,甚至还发生过考生贿赂主管政府藏书的官员,企图偷改藏书的经文以符合个人私藏本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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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到东汉后期,太学的学风已经日益败坏。汉安帝时期的太学里,博士倚席不讲,学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沦为菜园。放牧的人在校舍里放牧,打柴的人在校舍里打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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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顺帝时,虽然修复了许多校舍,但学风还是每况愈下。到了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下决心把标准的经文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里,作为朝廷法定教材向全国公布,意在统一全国的经文,以杜绝私弊。所以石经一刊布,马上受到读书人的欢迎。每天前来观看或抄写经书的人所乘的车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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