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着找条活路。他们学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做法,搞起了车间承包制。按规定,承包车间的人每年交一笔管理费,就能自己经营,自己承担盈亏。承包车间的人又把任务分下去,搞班组承包,班组每年交个厂房机器使用费就行。这看着挺灵活、挺有希望的经营方式,实际操作起来却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惹出了一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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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层分包的过程中,少数人靠着自己的门路和资源,一下子挣了好多钱,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开好车、住好房,进出高档场所,日子过得美滋滋。可大多数职工却倒了大霉。他们丢了饭碗,无奈地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痛苦像把锋利的刀,直扎每个职工的心。他们到处找活儿干,却处处碰壁。生活的艰难让他们绝望极了,前面的路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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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干了一辈子,说没工作就没工作了?”一位老工人蹲在厂门口,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欠条,声音带着哭腔,“孩子上学要钱,老人看病要钱,我这一双手,还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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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的情绪在厂区悄悄蔓延,像地下的暗流,越积越深。失业职工们为了讨回自己该得的,为了让日子重回正轨,纷纷走上了上访和告状的路。那会儿上访和告状的事儿一个接一个,越闹越凶。其中有两次下岗职工的集体上访,更是闹得满城风雨。他们成群结队地聚到市政府门口,情绪激动,眼睛里冒着火。他们拉条幅、举牌子,上面写满了对不公平的抗议和对权益的要求。他们高举着手喊口号,喊着“我们要工作”“还我工资”,声音大得震天响。甚至为了引起重视,他们还堵了马路,一下子交通就瘫痪了,整个城市好像陷入了一场混乱。那场面,看得人心里直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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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厂和卷烟厂,跟市委市政府,都在光明大街上。卷烟厂在市府南边,塑料厂在北边,相距不到五百米。每次职工一上街,市领导在办公室窗前,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听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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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打我们的脸!”一位副市长气得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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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远不止这些。市政府是城市的脸面,每天要接待上级领导、外地代表团、外商考察团。可现在客人还没进大楼,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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