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杀猪饭,会请这家的老人去尝尝。没有谁计较得失,大家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在艰苦的日子里,乡亲们就是这样靠着互相帮衬,把一个个冬天过成了暖融融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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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的腊月,我跟着爹去邻村杀猪。那户人家的猪圈在半山腰,要走两里多山路。爹扛着工具箱走在前面,我背着娘给的馒头跟在后面,雪后的山路很滑,爹时不时回头拉我一把。那天杀的猪特别肥,光是刮猪毛就用了一个多小时,中午的杀猪饭吃了整整两大碗,现在想起来,嘴里好像还留着回锅肉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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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时,村里开始有了专门的屠夫,用三轮车拉着设备走村串户,但乡亲们还是习惯请爹去帮忙掌刀。他们说爹杀的猪"走得安详",分的肉也匀称。那年我第一次试着帮爹递刀,手被刀把硌得生疼,才知道看似简单的动作里藏着多少力气和技巧。娘笑着说:"你爹这手艺,是年轻时跟你爷爷学的,练了几十年才这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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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那年冬天,远远家杀完猪后,男人们不再在院子里打扑克,而是拿出了手机,有的刷视频,有的发微信,聊天的人渐渐少了。我突然发现,孩子们不再抢着要猪尿泡,而是捧着手机玩游戏;女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做菜的手艺,而是城里的流行服饰。热闹还在,但好像少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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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后,我每年腊月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村里杀猪的人家越来越少,大多直接去镇上买现成的猪肉;请娘去做杀猪饭的也少了,大家更愿意去饭店订桌菜。爹的杀猪刀被收进了工具箱最底层,上面落了层薄薄的灰,他说:"现在没人请了,这手艺没用喽。"娘的卯子也不再年年编,房梁上挂着的,是从超市买的塑料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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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腊月我特意回了趟老家,想再看看杀猪的热闹,却发现村里冷冷清清。只有几家老人还在按老规矩腌腊肉,但帮忙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是雇来的工人。我走到曾经最热闹的王婶家院子,那里空荡荡的,腰盆被扔在墙角,积满了灰尘,杀猪凳早就不见了踪影。王婶说:"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谁还愿意费这劲杀猪啊?买现成的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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