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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手工制作的电视机,在北京城里接收到了俄语课堂,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
他注定了只能孤独地保守这个秘密,在汲取知识的快乐和现实的郁闷中来回自我折磨。
当然,也有纯粹开心的事,比方说他的老友赵刚终于摘掉了头上的帽子。
其实1978年时,赵刚就应该跟他一道摘帽的。但赵刚拒绝写忏悔书,他坚信自己当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不应该为自己的坦诚而忏悔,作为公民,他有权利批评政府作出的错误决定。
可他的坚持害惨了他自己,大家都脱帽了,重新回归岗位开始工作,他却还得待在农场里,继续从事繁重又低效的生产劳动。
陈致远劝过他好几次,就算是为了家人,低一低头又怎样?人要做事,总得讲究策略。
可赵刚比他还固执,死活不肯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
陈致远都绝望了,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老友平板的那天。
没想到外面真的变天了,这回平反摘帽的命令一下来,根本不用他写忏悔书,就直接宣布他已经平反。
大家都觉得稀奇极了,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如此简单。
有消息灵通的人去打听,得回小道消息,说是中央首长发命了,如果这人犯了罪,请以法律去制裁他。如果没有犯罪,那不应该因为他几句话不顺耳,就会成了人民的公敌。这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
小道消息是真是假,陈致远无从得知,他也不是爱打听这些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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