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对马岛-巨济岛-鹿儿岛的航线被固定下来,成为真正的“生命线”。郑芝龙向昭武帝上奏,获准在巨济岛设立“征倭前敌转运使司”,由心腹干将坐镇,统筹粮秣、军械、人员转运。
巨济岛的中转仓规模扩大三倍,可储粮十五万石,并新建大型船坞,可同时维修十艘四百料粮船。朝鲜方面被严令保障陆路运输安全,光海君迫于压力,增派三千军士沿途护粮。
郑芝龙深知完全依赖后方运输风险巨大。他颁布严厉的《萨摩征粮令》:以鹿儿岛军管衙门名义,按田亩征收稻米、豆类、干菜。同时,强行征调大量青壮俘虏和平民,在萨摩藩南部相对平坦肥沃的谷地开辟军屯。由明军老卒带着少量通译监督,发给简陋农具和种子,实行军事化管理。第一批屯田预计次年夏收,虽不足以支撑大军,却能极大缓解后勤压力,并就地补充新鲜蔬菜。
从山东调来的三百工匠及其家眷被妥善安置在鹿儿岛城后山谷的匠作营。营区戒备森严,日夜炉火不熄。他们不仅维修损坏的火铳、铠甲、攻城器械,更利用萨摩本地有限的铁矿、木料资源进行仿制与改良。每日产出:修复火铳八十至一百杆,新制鸟铳二十杆(工艺较粗糙),箭矢三千支,长矛枪头五百个,铠甲部件若干。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尝试利用萨摩藩丰富的硫磺资源,改进火药配方,提升威力。
单纯的军事占领代价高昂,郑芝龙深谙分化瓦解之道,将矛头指向了九州其他藩国。
经过严格筛选(重点考察是否参与过前期抵抗、有无家眷在明军控制区),八百名较为顺从且体格健壮的萨摩降兵(多为原足轻和下级武士)被单独编成“萨摩协从营”。
由十名明军百户长直接统率,配发缴获的日式武器和简易号衣(区别于明军),主要承担:维持鹿儿岛城及周边占领区治安、押送俘虏前往矿场、协助转运物资等辅助性任务。郑芝龙给与其优于普通俘虏的待遇(日供米五合,有微薄军饷),但严令不得配发火器,并实行严格的连坐制。这支“伪军”的出现,极大地减轻了明军一线部队的负担,并给其他萨摩人一个“效忠”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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