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必需,几乎悉数汇了回去——家栋在大学里读金融工程,学费和生活费全靠奖学金和兼职,我知道他过得并不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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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汇款单上那对于学生而言堪称“巨款”的数字,终究引起了家栋的疑惧。他接连来了几封信,字迹一次比一次急促,字里行间充满了担忧,反复追问我的具体情况:“雇主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薪水?茵茵,你别骗哥,是不是受了委屈,或者……走了什么歪路?”他甚至在信里说,要是我过得不好,就立刻回福建,他可以去打工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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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惴惴不安中,我收到了家栋一封字迹激动得几乎要跃出纸面的信。他说,他所在的大学与伦敦政经学院(lse)有了合作交换项目,为期两个月的暑期交流,他凭借专业第一的成绩和拼死恶补了三个月的英文,硬是从几百个申请者里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信的最后,他用加粗的笔迹写着:“茵茵,哥要来伦敦了!到时候我们兄妹就能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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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我淹没。哥哥!我在这地球上唯一的血脉至亲,就要来了!我甚至开始盘算,要带他去吃伦敦最地道的中餐,去看大本钟和伦敦眼,去大英博物馆看那些来自中国的文物。可喜悦过后,一股冰冷的恐惧攫住了我——他要来了,他会看到我现在的生活:住在价值过亿的洋房里,穿着动辄上千英镑的衣服,学着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课程,身边还有一个身份显赫的“雇主”……我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他会不会以为,我真的像他担心的那样,做了别人的情妇,或者走了什么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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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来的终究躲不过。家栋到伦敦的那天,我本来想亲自去机场接他,可郭楠廷说要带我去圣马丁见一位知名设计师,我只能让乔尼派车送他先去姑姑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姑姑家待了不到一个小时,脸色就变得铁青——姑父黄中雄对着他吹嘘我“攀上了高枝”,说郭楠廷是“印尼的糖业大王,有的是钱”;表哥黄大卫阴阳怪气地说“你妹妹现在可是贵妇了,哪还记得我们这些穷亲戚”;表姐黄艾伦更是添油加醋,说我“每天穿金戴银,住大房子,怕是早就忘了自己是从哪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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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乔尼载着他到发南肯辛顿这栋小洋楼时,我正抱着一摞刚画好的设计草图从楼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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