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的耐寒薯,借着西湖的水土,长得格外精神。孝宗偶尔会来墓前,望着薯苗发呆,身边内侍想劝,却见他摸着焦红薯皮喃喃:“等这薯苗爬满田垄,朕还要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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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堂的风向终究难改。汤思退虽被贬死,主和派却依旧把持朝政,临安的酒楼里又响起了靡靡之音,有人把红薯干当成了稀罕物,装在锦盒里赏玩。但浙西的田埂上,老赵还在教农户种薯;淮南的破庙里,老兵们藏着当年的薯种;中原的土地上,逃难的百姓怀里还揣着从江南换来的薯干——他们没见过临安的诏书,只记得岳将军说过,红薯长起来的地方,就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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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最后一场雪落下来时,老李在岳飞墓旁的薯田边立了块木牌,上面没写字,只嵌了粒红薯种。雪盖住了木牌,却盖不住地下的生机。就像孝宗藏在袖中的焦红薯皮,虽不再常拿出来示人,却始终暖着——初心或许暂时冷了,但只要薯种还在土里,等到来年春风起,终究能长出满田的绿,长出收复河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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