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闯长安,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惊艳了顾况,按理说该一路顺风顺水吧?现实是,他从16岁到35岁,足足熬了19年,才考上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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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那年,他第一次考进士,满怀希望地进考场,结果落榜了。放榜那天,他站在长安街上,看着别人举着喜报欢呼,手里只有一张空白的纸,心里酸得像吞了醋。他想起远在符离的娘,每天倚着门盼他消息,想起这些年熬夜苦读,嘴巴生疮、手磨出茧子,忍不住写了句“慈亲倚门望,不见眼中人”——那时候的他,跟现在考公落榜、找工作碰壁的我们,其实没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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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他:“你都这么有名了,找个大官推荐一下,何必非要考科举?”白居易却摇头:“靠推荐来的官,不踏实。我要靠本事考上去,这样将来才能替老百姓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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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他又去考了。这一次,他关在出租屋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连过年都没出门。饿了就啃个馒头,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终于,29岁那年,他考上了,而且是同榜进士里最年轻的。放榜时,他跟其他中榜的人一起去曲江池庆祝,写了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那股子开心,隔着千年都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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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白居易当官,果然没忘初心。他写《卖炭翁》,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底层老人写得让人心疼;他写《秦中吟》,把官员们“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的奢侈,跟老百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惨状对比,气得权贵们想把他赶走。后来他真的被贬到江州,还是没消沉,反而写出了《琵琶行》,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道尽了所有人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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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天赋,是“能写出好诗”;而他的“风雨”,是落榜的挫折、被贬的打击。正是这些风雨,让他的诗从“少年的灵光”,变成了“懂人间的温度”。要是没有19年的坚持,没有被贬的经历,他可能只是个“写野草的少年诗人”,成不了后来的“现实主义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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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李商隐,这孩子更是“在风雨里泡大的”。8岁爹没了,他就替爹教弟妹读书,16岁遇令狐楚,以为抓住了希望,结果卷进牛李党争,成了“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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