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学民被送到地区精神病院治疗已经快一个月,张桂兰仍然没有从梦魘中走出,恍恍惚惚带著两个孩子艰难度过每一天的煎熬。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能回家?“女儿小娟抱著掉耳朵的布娃娃站在厨房门口,晨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铝製锅盖噹啷砸在煤炉灶上,张桂兰慌忙转身擦掉溅到手背的麵汤:“娟儿,爸爸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回来。”
结婚十年,她第一次发现丈夫病历本的墨跡能这么刺眼——泛黄的纸页上“精神分裂症家族遗传史”八个字,像钢针般扎进视网膜。
製药厂车间的机器在张桂兰耳旁嗡嗡作响,流水线上传送的玻璃折射出细碎的冷光。
她机械地重复著质检动作,突然发现三个药瓶標籤上印著“氯丙嗪“字样,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那天在精神病院,主治医师推过来的诊断书上就写著这种药名。
当时姚学民正在病房里撕扯床单,把絮塞进嘴里咀嚼,护士们按著他注射镇静剂的样子像在制服一头野兽。
“十年前他和你谈对象时,真的没说过家里有人得过精神分裂症?“医生的话像根生锈的钢针,扎破了记忆里那些刻意忽略的褶皱。
传送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张桂兰回过神来,发现药瓶標籤已经被自己捏得发皱。
回想十年前桂香飘的时节,姚学民穿著崭新的中山装来製药厂接她下班,却在路过国营菜市场时突然停住。
卖活鸡的摊贩正在给公鸡放血,暗红的血珠溅到水泥地上,姚学民死死盯著那些蜿蜒的血跡,指甲掐进她手腕:“桂兰你看,像不像地图上画的国境线?“
婚后的第七个月圆夜,姚学民把单位发的《红旗》杂誌撕成碎片,在月光下拼成古怪的几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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