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钞票上还留着银行的捆扎痕迹——刚好够支付张奶奶的住院费,她昨天摔断了腿,就因为三楼的楼道灯坏了三天没人修,我前天垫的电费还没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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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楼住了三十年,”我把信封塞回他兜里,腰后的疼痛让声音发颤,“张奶奶的儿子牺牲在抗洪前线,刘叔是厂里的劳模,李叔的老伴瘫在床上......你给的那点钱,买得起他们的念想吗?”项目经理的脸沉得像猪肝,摔门而去时,带起的风掀翻了桌上的联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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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开业主大会,二十几个人挤在居委会的小屋里,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穿卫衣的年轻人举着手机拍我:“老顽固!就是你拖着不签字,我们才住不上电梯房!我女朋友说了,没电梯就不结婚!”他的手机壳上印着“暴富”,却在我提起改造公摊费时别过脸:“凭什么让我多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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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楼的王大爷拄着拐杖往地上戳:“拆了这楼,我们这些老街坊去哪聚?你懂什么叫念想!”他的拐杖头包着铁皮,是我去年给他换的,现在正对着我的脚尖。墙上的老照片被风吹得晃动,那是1998年纺织厂工会拍的,楼前的槐树下,我抱着襁褓里的儿子,妻子站在旁边笑,身后的工友们闹成一团——现在这些都成了“阻碍发展”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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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视频电话打过来时,我刚爬上顶楼检查水箱。他那边的背景是潮湿的地下室,晾着滴水的袜子:“爸,你别管那些闲事了,赶紧签字拿钱,我彩礼还差十万。”屏幕里的他眼窝深陷,手背上冻裂的口子贴着创可贴。我盯着那双手,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带他在楼前空地上放风筝,线轴就缠在老槐树上,现在开发商要把树砍了建停车场,说“老树影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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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检查配电室,保险丝又烧断了。我摸出自己买的保险丝换上,黑暗中突然想起厂长当年给我戴“劳动模范”奖章的话:“老郑,工人阶级的骨头是钢做的。”可现在,开发商的律师函躺在桌上,“涉嫌妨碍施工,将追究法律责任”的黑体字像条毒蛇,而我藏在床底的药盒里,除了降压药,还有张诊断书:“胃癌早期,建议尽快手术”,日期是上个月,被我折成了小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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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里传来张奶奶的咳嗽声,她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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