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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柜里的上海牌手表标价一百二十块,旁边用粉笔写着“需侨汇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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嘬了嘬牙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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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他吗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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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明教寺农贸市场时,吆喝声差点掀翻头顶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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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草帽的老汉蹲在麻袋旁,面前的红芋堆成山,筐沿压着“议价三分/斤”的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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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碎花褂的妇人捏着两毛钱,跟卖鸡蛋的争得脸红:“一毛二给十个,少一个我跟你去公社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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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闹的是个炒货摊,黑铁皮锅里的瓜子蹦得欢,摊主用大蒲扇扇着烟,嗓门比喇叭还响:“芜湖瓜子,两分五一两,不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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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军刚凑近,就听见两个大妈的对话飘进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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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没?芜湖那个年广九,把瓜子炒得比糖还甜,一天能卖几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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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嘛!我侄子在芜湖钢铁厂,说那傻子雇了十几个临时工,半夜还在炒,队里说他‘走资本主义’,可人家就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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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两个字让许成军的脚步顿了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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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脑子里瞬间闪过《激荡三十年》里的段落: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后来成了个体户的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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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1979年的合肥街头,已经能听到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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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摸了摸下巴,见摊主正给人称瓜子,秤杆翘得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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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二两。”许成军掏出五分钱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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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主是个精瘦汉子,手在围裙上蹭了蹭:“听你口音像凤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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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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