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重新復甦。
届时大明的“商税“收入也將会迎来井喷式的增长。
“確实有所不妥。“迎著燕王朱棣火热的眼神,曹爽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並发自內心的感嘆道:“咱们大明的商税,太低了。“
后世曾有人调侃,大明的商税就好似银样鑞枪头,中看不中用。
大明建国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但朝廷却始终未能制定一套系统性的徵收方案,导致各地官府针对不同货物,不同品类,徵收的標准也参差不齐。
不仅如此,因为朱元璋“重农抑商“的缘故,大明商税的税率也是歷朝歷代中最低的,例如在南京城中隨处可见的酒楼酒肆,洪武年间的“酒税“约为五万贯,而偏居一隅的南宋朝廷,每年光是靠著“酒税“,便能够获利超过两千万贯,差距宛如鸿沟。
至於“茶税“,“布税“,“房税“等名目也是远远高於朱元璋规定的税率。
而作为“低税率“的既得利益者,洪武朝的商人们因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限制,以及高压之下,还算清廉的官府,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危害。
但是隨著时间的流逝,及至朱棣“靖难成功“之后,朱元璋强加在商人身上的诸多掣肘和限制便被逐渐解除。
到了明朝中期之后,朱元璋针对商人制定的一些列限制更是“名存实亡“,富可敌国的商人们肆意蓄养奴僕,穿金戴银,视朝廷律法如白纸。
每当有大明天子试图扭转现状,更改商税的时候,便会被一句轻飘飘的“祖制“挡回来。
终有明一朝,即便是在万历朝內阁首辅张居正“一条鞭法“问世之后,大明朝的商税依旧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南方的富绅豪商们声色犬马,挥金如土,而北方的百姓们则是面朝黄土,试图用勤劳的汗水,换取来年维繫一家老小生存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