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洪武元年,朱元璋於南京建国称帝之后,便是在承袭前元的基础上,吸取了各朝各代的教训和经验,陆续出台了一些列有助於恢復民生,改善百姓生活条件的政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国策便是“重农抑商“。
在朱元璋看来,那些生性逐利,不事生產的商人们对於国家而言,除了平白消耗粮食之外,没有半点益处,就好似田地里的蛀虫。
为此,朱元璋针对这些商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均是做出了限制,间接限制了其活动范围,避免商人们流动性过强,从而向蒙元的色目人一样,在积攒了大量的钱財之后,为大明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但因为商业活动受限,商人的收入便会减少,朝廷自然而然便需要降低税收,继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上至中枢朝廷,下至地方政府,机会从未出台过任何政策,以干涉民间经济,並衍生一套完整的徵收方案。
此等弊端便导致了大明的商业活动虽然仍不敢与前宋时期相提並论,但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態势,可朝廷的商税收入却依旧和国朝初年时持平。
更要紧的是,包括朱元璋和朱棣在內的多位大明天子,均是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想当然的將国家税收的重担压到了“田税“的身上,均摊到了市井百姓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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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觉得,我大明的商税制度存在漏洞吗?“
因为知晓眼前的曹爽绝不会“无的放矢“,在经过短暂的错愕过后,燕王朱棣便是眼神炽热的询问道。
正如眼前的曹爽所说,假若日本倭国真的存在著產量足够大明挖掘数百年而不衰竭的巨大银矿,因为蒙元干涉,中断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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