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心,也都还有一个交代。而两晋以来的士族高门,那就真是内政外战,无一可取;“时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天下为公,本来就是难之又难的事情;封建高层为自家门户打算,也是绝难避免的历史局限之一。可是令人难绷的是,就算是名利作祟,一心要为门户私计,那士族高门的谋划水平,也堪称是菜得抠脚,可以,和狗混一桌的水平——这些人平生最擅长的是挖墙脚而非搞建设,等到他们上台了还是要不忘初心,卖力大挖墙脚而非搞建设,于是顺利搞出了社稷崩摧、五胡乱华,搞到宇宙大将军侯景匹马南渡,杀得南朝士族尸横遍野,血染长江为止。
某种意义上,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历史,都可以算是一个巨大的、偶然的错误;老迈的统治阶级无力维持局面,新生的力量还太过弱小;于是历史交棒的空白期居然被盘踞于腐朽躯体上的寄生虫所趁,给所有人都搞出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大活。
与这种大活相比,就算是复辟汉朝、光复旧制,按照东西两汉的体系再勉强混上几百年,那都能算是侥幸之至,有绝对先进性的伟大创举了。更不用说诸葛氏在制度上的创新还极有可法,混得好了整出个新体系也未有可知。所以穆祺全力支持北伐,也并不只是为了一点历史情怀,而是为了更深沉的考虑——汉室当然可以灭亡,但总该拖到新制度和新力量成熟之后再灭亡;否则平白让一群废物寄生虫摘了果子,那该有多么的可惜!
穆祺寥寥数语答完,随后紧盯着司马仲达的眼睛,预备着此人稍有疑问,便强力回击,比如科普科普西晋东晋历代皇帝的妙妙决策,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疯癫错乱不可理喻,什么叫正格的“天命已失”、“天厌之”——说真的,后世司马家的皇帝自己看了现状,都觉得自己家的政权肯定要完犊子,这就叫有口皆碑、丝毫不容狡辩的“天厌之”,保管司马仲达一句话也回不上来。
可是,司马仲达默然片刻,却忽的问了一句:
“所以,历史是可以改变的?”
穆祺愣了一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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