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目的,人们依旧在按照惯性执行着这个目的,但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它真正的意义了。
所以,作为旧时代残存的遗老,诸葛丞相在国事倥偬之余,其实常常感到某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他知道,虽然兴复汉室依旧是西蜀决计不可违拗的政治正确,但时光荏苒,故人凋零,能够体会自己心意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自己呕心沥血培育的嗣君,抑或精心挑选的董允、费祎,他们当然尊重他、信任他、坚决的服从他的路线,但数十年的光阴是决计不可逾越的界限,当年昭烈帝与武侯君臣相知之诚,三顾茅庐时纵论天下局势的豪情与期许,终究是不能借由《出师表》区区数百字解释清楚的;所以无论多么亲近体贴的自己人,都实在无法共情政治目的下的真心。
政治目的需要看真心吗?一般虚应故事的形式主义或许不需要,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这样的大事却绝对是缺不得半分信仰;否则僻居一隅,苟且偷安,终究不过是守户之贼。而武侯拼尽心力,亟亟求取,不敢一日稍有懈怠者,也正是知道这种热情的稀少、脆弱、易于磨损;说句难听的,他活着的时候还可以以身作则,借道德的号召力鼓舞士气,等武侯一瞑不视之后,西蜀还能为了那个虚无缥缈、仅仅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政治口号奋斗多久呢?
六出祁山,五伐中原,之所以连年奔波,不敢稍息,正因用任重道远,危惧于心;武侯从一开始就明白,他是兴复汉室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有的事情他这一代人做不到,就再没有别人可以做到了——有此惶惧在前,所以兀兀穷年,所以拼死一争,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说来说去,不过是垂死者悲哀的挣扎罢了。
当然,天不悔祸,葛相的挣扎终究沦为虚妄;而现在登临受降台,无疑是将原本仅存于想象中的汉室复兴,骤然具像化到了现实之中;所以丞相感慨之余,再想想如今停滞不前的进度,当然会表达出惭愧的自责之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武侯一流的人物是从来不会甩锅给天时、甩锅給地利、甩锅给他人的;事情做不到当然应该第一个追究他自己的责任——“为人谋而不忠乎?传不习乎?”,三省吾身,不过如此。
自然,穆祺没有这样高尚的情操,也并不觉得丞相应该表示什么愧疚。不过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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