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概而论之，在新的体系中，皇帝垂拱于上，丞相总览其责，百官各司职守；君主不再插手具体行政事务，而统揽的是“托付”的权限——拟定战略、裁夺大政、下总的决心；而具体的事务执行，则由丞相及百司负责，各自整整有法；当执行出现问题时，皇帝则“治臣之罪”，根据职守的划分分别问责。决策权执行权与问责权分开，避免东汉以来权责混乱、上下失序，中朝外朝彼此撕扯，皇权不得不依靠宦官执政的窘境——以西蜀十余年实践来看，这种新设计的体系委实算得上一剂良方。

当然，皇帝不可能真下场一个又一个的检查工作，必须要有人肩负起检察体系的工作；而在诸葛氏的制度设计中，处士横议、清流舆论这一块的职责，是由太学生们负责的——年轻气盛、身家清白、没有过多的利益纠葛，这样的人负责放炮负责制衡，其实相当合适。

不过，太学生适合监察议论的前提，是别有用心的党争还没有渗入到太学之中。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宦官士族束甲交攻，极端化的政治蔓延至太学之中，几乎将学生们一撕两半，学术体系彻底崩盘；于是处士横议变为党同伐异，舆论监督变为撕大战，天下之事，从此再不可问。

有此前车之鉴在前，武侯便相当注重维护新生的政治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守则，便是将丞相府的执行权与太学生的监察权有限区隔开来，避免双方勾连，遗患无穷；而为了执行这条措施，自成都初定、秩序建立之后，除了数次礼节性的视察以外，实际统揽政局的诸葛丞相就很少踏足太学，甚至强力约束部属，将高层政治的纷争基本隔绝在学堂以外。所谓内外有别、所谓举止有度，即使在西川高层斗争最为激烈，即所谓李严“行苏张之事”的时候，武侯都从没有将顶层的权力冲突公之于众，更没有让冲突扩散，牵扯到整个国家机器，威胁脆弱的政治平衡。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运转权力的关键不在于放肆，而在于克制。不过，这种克制也是隐忍的、含蓄的，党争、权斗、政治撕扯，每一个都不是能上得了台面的东西，更不是大汉丞相可以公开宣扬、公开阐述的信条；这种类似于申、商权谋之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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