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说,可以在城南万里桥道东的石室见面。”穆祺小声道:“丞相会在三日后视察太学,刚好方便碰头。”
“石室?”刘彻愣了一愣,记起来了:“文翁创立的学校?”
孝景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城南修筑石室,并创立蜀郡郡学,号为“石室文学”;后来两千年文脉不断,绍续直至现代,仍旧是西南鼎鼎大名的中学——孝武皇帝时的文学名家司马相如,少年时就曾负笈游学于石室;而托《上林赋》、《大人先生赋》的名头,皇帝也多少知道石室的底细。以此西南文脉富盛之地,设一个太学也不是奇事。
“那又怎么了?你认不得去石室的路?”
“不是石室的事情。”穆祺低声道:“是太学,太学的事情……依照惯例,武侯应该是很少去太学的。”
“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
穆祺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很难解释——因为这问题也根本没法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如果要条分缕析,一一摸清,那肯定也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难于启齿,甚至……甚至可能要牵扯到整个西蜀的政治架构,乃至于诸葛丞相的理念。
诸葛丞相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自然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所兴复那个汉室,又显然不可能一比一复刻两汉的制度——无论文景武宣的功绩多么辉煌,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往事不可复现,枯木再难逢春;高明渊深的政治家,当然不会蠢到膜拜死物。所谓“复兴汉室”,多半还是旧瓶新酒,别有机心。
因为朝乾夕惕,事务冗杂,武侯基本没什么时间详细论述他的政治理念;于是这套政治框架的细节,就只有从葛相最亲近、最密切、最能拿到第一手资料的人口中转述;而以穆祺听到的转述来看,武侯理念的核心,可以以《出师表》中的名言,一语蔽之: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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