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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文庙、律堂、习艺所,不再主祭孔孟,而供奉“律祖”“农圣”“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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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寒门子弟入学,规定凡贫户子弟,入学全免,每人每月发米三斗、布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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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新教科书三十余部,废旧章句,以律政、实用、吏治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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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乡试预科班”,选拔社学优异生,直接推荐至京师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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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江南士人再无门第之说,皆靠学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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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无“书香世家”,唯有“社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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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士绅看着曾祖父讲学之地如今变成教子识字、背律条的场所,个个心如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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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人、士绅、士气,到书院、讲堂、道统,统统被拔除,代之以“朝廷社学”“实学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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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江南,如同被掀翻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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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废书院、立社学,并非简单的权力争夺,而是一次深层次的文化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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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要毁灭读书人,而是要重建一批“听话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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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打造的,是“士不言政,民不议政”的安稳学风,是“以学辅治”的行政工具,而非“以学议政”的政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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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以此遏制士绅割据之势,重建君臣之间、士民之间“单向而不反向”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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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此举,有人骂他是“文祸之主”,也有人赞他“识破士林虚伪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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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在那年之后,江南再无名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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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余社学钟声,清晨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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