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甲子篇”开头几乎一样,所以他推测下詔改元时先推行了“歷术甲子篇”的四分历,后来才改成邓平歷。
可王引之的论敌钱大昕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些话指的就是太初历纪年,改元詔书就是颁行太初历时下的,他对《汉书?律历志》里先改元后造太初历的事件次序表示怀疑。
陈久金又在王引之的看法上做了调整,他通过研究《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初二年条里“正月戊寅丞相(石)庆薨,闰月丁丑,大仆公孙贺为丞相”的记载,认为这个闰月和“歷术甲子篇”相合,推测太初二年还没使用邓平歷,颁“歷术甲子篇”四分历在太初元年五月,颁邓平歷在太初二年以后。
这些爭议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的史料记载不够详细、准確,很多细节都模糊不清,就像一幅被岁月侵蚀的老画,有些地方看不清楚了,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线索去猜测;另一方面,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就像盲人摸象,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扇子,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谁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导致了爭议不断。
(二)《历书》与古代社会的“爱恨情仇”
《历书》对古代社会的影响,那可真是方方面面,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农业生產、政治活动、文化传承这些都紧紧地联繫在了一起。
在农业生產上,《历书》就是农民们的“贴心小袄”。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靠天吃饭,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全得看节气。《历书》里详细记载了二十四节气,农民们按照节气来安排农事,就像有了一个专业的农业顾问。比如春分的时候,天气暖和起来,雨水也多了,农民们就知道该播种春小麦了;到了秋分,稻穀成熟,一片金黄,农民们就忙著收割,把粮食收回家。要是没有《历书》,农民们可能就会错过最佳的农时,庄稼收成就会受影响,那可是关乎到一家人温饱的大事。
在政治活动方面,《历书》可是有著特殊的地位。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历法,认为它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改朝换代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改歷,这叫“改正朔”,意思是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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