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ka的邮件回得很快,时之序在视频里看见她背后窗户里的乌普萨拉,已经是盛夏了,太阳高照,树影婆娑。
屏幕这头的岭澜却正值季风性雷雨,窗外阴沉得像天要压下来。
Maika一边用轻快口气和她寒暄,一边翻开笔记本,认真听她说起岭澜旧城改造的情况。
时之序把研究计划修改了几遍,试图把核心研究问题讲得条理清楚。
和前二十年中国城市发展时那种“大拆大建”的粗暴手法不同,最近几年岭澜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旧城不完全推倒,而是进行“微更新”,局部拆迁、修缮立面、引进资本、开咖啡馆、美食街、民宿,让老街看上去既现代又保留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Maika点头,“听上去很不错?”
时之序笑了笑。她知道真正的问题不在改造与否,而在如何分配。旧城改造涉及房子,就关系到补偿;而补偿一旦涉及家庭,矛盾就冒出来。岭澜老城的政策里有一条特别刺眼:所谓“外嫁女”,也就是已经结婚的女性,是不能分配到补偿名额的。
Maika挑起眉毛,仿佛没想到这种制度还存在。
“这让我觉得很特别,”时之序继续说,“城市研究里谈到的不平等,常常是租户和业主的区别,或者新移民和老居民的对比。但在岭澜老城,性别和婚姻状态直接决定了你有没有资格被算作一个‘居民’。一个女人因为结婚离开了原来的家,就失去了家乡对她的承认。她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可一旦成了‘外嫁女’,在补偿名单里,她就像不存在过。”
“这很有意思。在瑞典,住房补偿的权利通常是‘个人化’的,和家庭关系无关。可在你说的岭澜案例里,似乎权利是通过‘户口’和‘亲属身份’来界定的。外嫁女之所以被排除,并不是因为她不存在,而是因为她的身份被重新归类到夫家的体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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