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康元十九年开始,户帖制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延续性已经完全被中断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一个皇帝往往就会颠覆前任的行政主张。
事实上如今面临的地方乱象其实同康元十六年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比起当年来说还多了一个裹乱的地方父母官。
结果就是地方乱象持续时间更长,乱得也更加彻底。
所以——
谢柏峥的这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两点入手写的。
其一,朝廷要加强基层人才储备。因为清田真的是个技术活,地里的田亩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计算起来十分有难度。
吏部选拔第二批人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加上了一道算学题来选拔。可这也只是一个勉强应对之法,因为计量田亩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做方田之术。
相比于懂得方田之术来说,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所以,不仅要会丈田,还要有基层经验。
只有朝廷政令,而对当地情形一无所知的父母官,只能是个糊涂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门进士哪一头都不占,所以各地才会乱象四起。若只是糊涂倒还罢了,若是再为了自身政绩罔顾百姓生计,就会闹出董继荣那样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强政策的延续性。康元十九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再不成如今的永寿二年也可以是。
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户帖法侧重每家每户拥有的物产记录,有了前一次的记录作底本,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统计就只需要注明加减计算过程,就可以防止造假。
由此便可见政策延续的重要性,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熟知基层情况的胥吏,简直一举两得。
治大国如烹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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