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一刀切方法奏效的前提,必须是朝廷对地方控制力达到空前的强盛。可若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达到这样强盛的程度,地方又哪来这么多隐田呢?
这也是康元十六年时,一个政令行不通,康元帝就选择迂回地退一步的原因。两败俱伤,对谁也没有好处。
那时选择不直接丈量田亩数,而是从收成去推算田亩,这个计算方式尽管很粗疏,但至少在基层能执行下去。
从朝廷法度的延续性来说,这应该只是康元帝的第一步。做皇帝的,这一步往后退,大概率不是因为真的怂了,而是为下一步的法令做铺垫。
户帖制就是在这时候完善的,户部根据各地汇总上来的徭役、税赋两项数据,来对整个天下做出粗略的计算。
再由此,对每一个大项进行细分。
事实上,即便是粗疏的数据也得来并不容易。以往的基层数据采用的是更原始的结绳计数法,在家门口打一个结,就代表一口人。
基层的胥吏们按照结绳数量,造册登记。当然,这里需要有两位村民与一位熟悉村里大小事的老人在场见证。
按了手印,胥吏们再做登记。
这便是缴纳人丁税与徭役的依据了。
而田税的计算则更加灵活一些,都是通过当地的亩产来做折算。永寿十六年那个折中的户帖法其实就是细化了具体的折算方法。
永寿十九年,则在户帖制的基础上更侧重家产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铁制农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实从延续的角度来看,是一步步在为清田做铺垫的。从前两次缓慢的改革中层层递进,既能不过度激化基层矛盾,又能培养出一批实干的基层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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