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只听张潮缓缓道:“我认为,作家在虚构某个故事的时候,最好与这个故事的蓝本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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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是听人转述、或者查阅资料、或者干脆从某次阅读或交谈中得到的启发,他本人一定不能在这个蓝本中存在过,甚至不能是见证者——也就是我说的‘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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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在场’,他才能摆脱‘亲历者’的局限,用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冷静,也更加深邃的思维在蓝本之上虚构整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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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兴趣越发浓厚,问道:“不在场……这倒是令人意外啊。不过细想确实有道理呢——‘在场者’本身就是事件的‘共谋者’,亲身经历也会让自己的情绪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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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占有文本的角度来看,也许‘不在场’比‘在场’更全面。这真是反常识的一种领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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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这是认可这种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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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算太意外,但是众人还是难以置信,恨不得搓一搓自己的耳朵,看有没有听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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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潮点头同意道:“我第一次感知到原来自己是用这种心态创作的时候,也十分诧异。毕竟‘经验与虚构’是文学,尤其是的永恒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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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创作者都试图平衡两者之间的重量。但经过《少年的巴比伦》《刑警荣耀》这些作品的创作,我认为作者与素材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不是简单的物理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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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通过叙事媒介的过滤、记忆的发酵以及文化转译的过程,使作家获得超越亲历者视角的创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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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家摆脱‘在场者’的身份枷锁,想象力方能突破经验主义的牢笼,在现实蓝本之上建构更具普遍意义的艺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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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听完以后,在兴趣之余,更显得惊讶了:“看来你对自己这套理论的总结,已经十分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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