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让太祖皇帝当年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从乡试中遴选出来的举人只能说四书五经读得好,未见得都具备实干的才能。
而今江提学再次重申太祖皇帝的规定,对生员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新的安排,又着重强调今后乡试不再只重首场,而是三场并重,以纠正“只重经义”之风气。
随着江提学放话,湖广学风为之一变。
襄平府府学,嗅觉敏锐的昔日翰林戴府教第一时间调整府学课程,将从前只是占用四书五经课堂时间边边角角的历律与策论单独划分为正式科目,由何训导教授。
就连今后的月考也在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加入论、诏、诰、判、表与经史时务策,与乡试内容一致,题量却只有其三分之一。如此是为了保证生员一日之内就能考完。
其中“论”为论述题,题目依旧出自四书五经,“诏”与“诰”则是代天子拟旨,以天子的口吻颁布某种命令,“表”属于朝臣向天子上书的某种章奏格式,“判”则是官员判案时所写的判文。
“论”且不说,其余四种公文无疑颇有实用价值,将来若要入朝为官,非得熟练创作此类公文不可。
掌握格式只是其一,下笔之时又得仔细斟酌。尤其是“判”,仅仅格式正确不够,非得熟读律令、通晓律例,才能提笔写出有理有据的判文,而不是判文写得糊里糊涂,将来判案也糊里糊涂。
大齐律自然成了诸生学习的重中之重。哪怕从社学启蒙开始,大齐律与历法术算等科目都是朝廷规定的“必修”,但实施过程中,由于师生的一致不重视,真正认真学过的学子少之又少。
谢拾却是一个例外。
当年徐夫子授课时首重的便是大齐律,在他看来,为学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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