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给我讲他以前的事情。
母亲总说,你爸爸是个嚮往自由的人,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不一样。
我爸年轻的时候也算是长相标緻,在溪城小有名气,长得好,身家硬,还弹得一手好吉他。他骑着摩托车停在檯球厅外面,钥匙和大哥大掛在腰带上,年轻的姑娘路过总会多看他几眼。
我爷爷曾是溪城酒厂的厂长,效益好的时候,厂里酿的啤酒被称作「小青岛」,在全国都招了转销商。后来酒厂决策不慎,被外省的企业收购,最终被当成融资工具,吃乾抹凈之后,连酒罐都没给下岗员工留下。
溪城酒厂倒闭,爷爷只好回家养老,他托关係要给我父亲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但我爸却不喜欢。自由,是他讲的,他需要掌控感和自由。
我爸要爷爷拿出积蓄借他,去做白酒生意,他自信满满,爷爷拗不过他,只好答应。
但正如现在的情况所示,他下海经商的结果肯定不太好。
但我的母亲又何尝不是一个为了「自由」许诺的人呢?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和处在逆境里的父亲结婚,离开她从小长大的城市,背负和家人决裂的担子。
这也是为了她要追求的「自由」。
结果就是跟着父亲居无定所,最后生活不下去,又劝父亲跟她返回溪城,接受娘家的接济。而那时候她执意跟随的丈夫,已经被一次次失败打压地抬不起头来,变成了一个丧气的、只能拿妻儿出气的酒鬼。
不过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样的生活。那是不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许诺,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她曾追逐的这段自由呢?
我没有答案。
我能将这段故事用轻松一些的心情讲出来了。在泰国的那几个晚上,我也慢慢对阿真补全了往事的面貌——包括出事的那天晚上,庄敏生,我的父亲,还有我。
……
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回了家,父亲晚归,不知是去打麻将还是去喝酒。我原本想早早睡觉,第二天早一点返回画室,但不知为什么,内心就是无法平静。我发消息给庄敏生,没有人回復,打电话过去,仍然没有人接。
我重新穿好衣服出门,决定不管怎样都返回画室。自从我跟踪他被他发现,我们的关係冷淡有一段时间了,无论我怎么示好,他好像都表现出一种冷漠的坚决。
出门的时候,我撞见了父亲,他喝醉了,问我要去哪。
「回画室。」我说,「别担心,你快去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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