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陆昭了然一笑,“上面对底下人的道德还是高估了”这实在是太给面子的回答。背后不给面子的回答就是上面瞎制定瞎指挥。
陆昭也明白,这是无数个自己这样的身居高位者,在制定政策上的局限性。
高位者最瞩目的往往都是全局的、主要的、战略性最高的以及最政治正确的大目标,而非新旧政策交替杂陈中产生的个体的矛盾和局部的困难。朝廷知道要抓人口、土地账本,就要给良民减税,让荫户主动入良籍同时安稳豪族,但却忽视了县府和郡府的财政早已不足以支撑起施行新法。
只有像刘光晋这样,在基层有着丰富的施政经验,才能清楚的看清新法所面临的选择限制和社会成本。
而刘光晋的背后,潜藏的更是一个个颇有苦衷的县官。
新法诚然在解决底层人民的不稳,但同样在给管理底层的官员施压。上层的决策难以充分估计政策出台后的复杂影响,就需要不断的试错。
但对于基层来说,却是合理要执行、不合理尽量理解也要执行的痛苦与两难。而在既要也要的命令下,底层官员就只能选择自己付出成本最小的处理方式,如此便产生出行使权力的灰色地带。
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底层官员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底层不满转向和国家对抗的关键因素,是极不可取的政治选项。
从国家权力来看,县府的正式权力譬如收税、断狱,早已移交至世族豪强的手中,而任命等正式权力又开始以非正规的方式运用。权力的运作出现这样的偏差,已经预示着总体性国家权力的衰变,公权早已非公,权威也将沦丧。
“底层官员难做,朝廷是必须要给县拨款。”陆昭喃喃道。
“可朝廷还有多少钱呢?”刘光晋的问话和陆昭所想一同浮了出来。
没有足够的钱就只能用权力下移暂时填补缺口,这意味着对世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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