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和制衡。
是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导致的,不是同级别官员内部的斗争导致的。
同级不同类型官员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
所以相同机构的地方官,会天然倾向于内部抱团,互相遮掩并欺上瞒下。
除非是本来就有远大抱负的官员,绝大部分传统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于其他的陌生官员的各种事情,他们会习惯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协助掩护。
为了压制和规避这种倾向,神洲历代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
单就制度方面而言,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制度,避免官员在一地扎根抱团。
然后是各种监督制度,从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地方巡视,或者派遣中央官员临时镇守地方。
最后是分权制衡,在同一级别设置不同类型的衙门,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职责,互相监督掣肘制衡。
但是制度的复杂化,通常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必须在廉洁、可靠、廉价、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间折中。
所以全面的分权只在省级行政区实施,府州县等基层机构仍然是主官独揽大权,佐贰官对主官的限制能力相对有限。
崇祯当时将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从地方的的主政官员身上剥离,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
在三司层面,将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两个衙门,成立单独的提刑司掌管刑狱。
三司下属的府、州、县衙门,也同时设立本级的提刑官。
但是由于朝廷的财力有限,由于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由于对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当时的改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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