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钦教授说完又闭起了双眼,但最后一句话却彷彿挑动了何昊雄教授的学者尊严,何教授接下来说话的声调明显提高了不少。
「或许杨英并不在经手那批军錙的亲信之列。至于你要文献佐证?那没问题!我长期研究明郑的抗清财政,归纳出郑成功的军需主要有两个来源,而这之中还发现一些蛮有意思的记载。其中一个来源是海上贸易以及对往来航行中国东南海域的商船徵收通行税,这在杨英的《从征实录》中记录得最详细。其实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时期开始,郑家舰队就对中国东南海域拥有极高的掌控权,郑芝龙创设「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掌控沿海对外贸易。山路五商总部设在杭州,设「金木水火土」五行,负责採办瓷器和丝织品等中国特產;海路五商总部设在厦门,设「仁义礼智信」五号,负责货物出入。到了郑成功时期,除了五商十行仍在运作之外,甚至向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徵税索贡。《从征实录》中就记载在永历十一年六月,郑成功驻军思明州时,荷兰的台湾长官揆一就曾派遣何斌纳贡,请求郑成功解除对台湾周围海域的封锁。」
「那不就是海盗的行径?」毓璇说。
现在参与这个会谈的成员分成了两组,两位教授激烈地进行着他们的学术攻防,而毓璇和我则像听课的学生般,在课堂底下窃窃私语。
所以毓璇说话的声音小到现场几乎只有我听得到,并没有打断何昊雄教授继续阐述他的研究成果。
「第二个来源则是日本的援助。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这在中、日的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郑成功在永历二年至三年之间、永历五年、还有永历十二年,共三次向日本请求援兵,因为当时的德川幕府採取锁国政策,所以没有派出援军,但却都给予相当丰厚的物资援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永历十二年,第三次给予郑成功的金援。这在日人田边八右卫门编辑的《长崎实录大成》第十二卷〈国姓爷使者船来着之事〉、熊野正绍着《长崎港草》卷上〈国姓爷使船之话〉、以及本宫泰彦着《中日交通史》第十一章〈明末之乞师及乞资〉,都有相关记载。」何昊雄教授说。
(永历十二年?好熟悉的年份。对了!就是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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