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喉头一噎,哈哈而笑,他心说总不能告诉你我是因为怕白老板自杀,跟杭州把假都请好了。又听露生说了迁厂的事情,实觉出乎意外,他觉得这事儿不如叫曾养甫来,养甫是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常委,能开不少方便门。因此叫露生电报杭州,会同了丝厂厂长陶嵘峻,带着杭州丝厂的资料,三人一起来重庆。
曾养甫也不曾想到白露生有这样的眼光志气,一时饭菜上来,大家吃饭,说些重庆地方的风俗闲话。待到酒足饭饱,曾养甫方道:“你选这个时候迁厂,算是天时地利,唐臣叫我来也没叫错,我呢,可以给你添一个人和。”
嵘峻笑道:“师兄不要卖关子。”
“不是卖关子。”曾养甫唤茶博士来倒水,“你能顾全大局,不与曹家相争,这点上我曾某人很是佩服。现在我负责浙赣铁路的修建,你要搬运机器,走水路、走铁路,都有咱们自己人。但我听你的想法,是打算在四川做丝织,然后杀回江浙,重振棉纺——白老板,你有否想过把棉厂也搬到内地来?”
露生没有立刻作答,拿一双清澈眼睛认真地看他。
茅以升却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你不必急着答复。待会儿我就去发电报,叫一个专家也来重庆。”曾养甫笑道,“真正的专家!叫林继庸,也是我的同学。你在四川选厂房、找货源、甚至找资金,他全能帮你——至于棉厂要不要搬,也叫他来说给你听,你可以慢慢考虑。”
楼外仍下着雨。
后来露生回想那天的雨,想起那时雨中重庆湿润的江风,觉得人生是多么像一幕戏。它高昂低回的部分都似乎有所安排,既不教人一步登天,也不轻易绝人之路,总是柳暗花明、符合文章曲直的原则。当初从杭州回南京的路上,满江绮霞,那时谁能想到他们会在钱塘江大桥上留下若隐若现的名字,在这条浙赣铁路的开端埋下故事的伏笔;谁能想到三年后的今天,他一个唱戏的人,会和建桥的专家、中央建设委员会的常委,在这座重庆的茶楼上听雨共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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