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岚能考上大学,将来当警察领工资,可是我呢?我以前就是个卖毛衣的营业员,下岗之后在家干家务,除了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我什么也不会。
她爸爸经常嫌弃我,说我连个儿子都不会生,没替老章家留个后,是个罪人。我这样的罪人,不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家务,还能做什么呢?
亚岚总说她养我,真是孩子话。她将来要谈恋爱、结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带着我这么个没用的妈像什么话,还不如守着这个家一个人过。只要她爸爸隔三岔五地回来一趟,每个月给点钱,我就满足了。】
听到袁冬梅的心中所想,赵向晚大约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卑微的原因。
第一,价值感缺失。
或许是因为下岗之后当家庭主妇没有再与社会接触的缘故,回归家庭的袁冬梅的社会性减弱,很难从外界获得价值感,她对自身地位、意义的反馈信息均来自丈夫、女儿的评价。
女儿章亚岚高中阶段住读,只有周末、假期在家,再加上她性格大大咧咧,丝毫没有觉察到母亲的内心需求,无法给予袁冬梅所需要的赞美与肯定。
丈夫章石虎习惯了袁冬梅的付出,丝毫没觉得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回到家有热气腾腾饭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言语间缺乏尊重。他赚钱之后心性变了,喜新厌旧,挑三拣四,极尽打压之能事。
这样一来,袁冬梅慢慢接受的信息便是——我是个无用的人,我不配得到旁人的关心、爱护与尊重。
第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赵向晚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案例,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罪犯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为人质,历经六天对峙,警方解救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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