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最小的只有三岁。”邮差叙述着,明明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却仿佛与己无关。
“我不认同父亲的做法,他不过是个自私懦弱的废物,因为那些孩子是他一夜风流后甩不掉的包袱,是流着妓女之血的骨肉。
我曾随他在各个破败的院落流浪,眼见着他将那些妓女遗留在门口的贱种扔进院落里的井中,他告诉我那些都是垃圾,但我为了那些他卖掉用来换米的弟弟妹妹来到了殉道者,以此证明我与父亲不同。
可当我看着我三岁的妹妹被饿狗分食,而我只能为了护住自己而放弃她的时候,我没觉得我比父亲高尚多少。”
“银,你知道现在的殉道者有多少人吗?你又了解过封控区中能够被安斯图尔定义为‘敌人’的人有多少吗?
青壮劳力、妇孺老幼,主动谋求生路的、被迫依靠而活的数不胜数。有人在集中病院等待治疗,有人在贫困机构前祈求补助,有人拿着殉道者提供的助学金接受教育,更多人成为组织的明线或暗线存活在这个巨大的遮阳伞下。
他们戴着袖标、穿着连帽斗篷加入一场混乱的集会,有谁是为了宏大理想而付出的吗?不是。
大多数人只是想获得拿起枪支的权力,用威慑和恫吓让自己摆脱低人一等的困窘境地,趁乱抢劫食物、药品,拿回去填饱一家人空空如也的肚子,就连这座堡垒里正在战斗的人都有各自的苦衷,就像当初对他人举起刀的我们,哪个不是流离失所末路穷途?”
谢敏明白了。
过去牵绊着邮差是血缘,如今对他人的不忍又令他掣肘,他总也逃不出这个关于同情的循环。
“执政官,你会原谅那些对你举过枪的人吗?”邮差看向傅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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