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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康很像他的父亲,节约,木讷,但非常勤劳。他每年红包都能剩下不少,再加上去城市里上技校之后,杨明康还偷偷找了一份外卖的兼职,多得多劳,收入颇为客观。
姐姐赚钱了可以照顾弟弟。
弟弟赚钱了,也是可以照顾姐姐的。
杨明康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并从内心深处感到一丝自豪——那种满足感,是在家里获得“特权”远远比不上的。
不过,这台机子价格不菲,杨明康保留了交易收据,银行流水均可查。各个证据表明,杨明怡那台“来路不明”的手机,的确是她弟弟送的。
单瀮有些不解:“那为什么这事不能让你父母知道?”
“不能让我爸妈知道我在送外卖。”杨明康低声喃喃,“他们还给了我几千块,让我报一个专升本自考的网课,我没有参加,也不打算参加。”
“我知道我不是读书这块料。”
除了父母对他念本科的期待,杨明康自己还有一些额外的小心思——外卖送得勤,收入还真不低,要是家里人知道他打工存了这么多钱,亲戚家就会来借钱,很烦人,现在这些人都被父母以“儿子还要念书结婚”为由挡了回去。
杨明怡活着的时候,他怕父母知道了这件事后骂他,也就随便杨明怡“作”,从没拆穿她那个“男朋友”的说辞。
杨明怡死后,手机最后又回到了他自己手里。当时,杨明康和所有人一样,都以为自己姐姐是因为喝中药喝坏了,母亲在家痛心疾首。这个时候坦白,相当于承认自己一直在帮姐姐隐瞒,可谓“罪加一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杨明康依然保持了沉默。直到现在这台手机似乎被警方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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