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现实点吧,眼看着大船触礁,就该想办法跳船。”
这话触动了丘平,但他不想让嘎乐看出来,“跳大海里吗,我这残疾人肯定淹死,”丘平笑嘻嘻地转移重点,“对了,你好点的时候,我们去湖边钓鱼吧,湖里的鱼儿肥,宰了做鱼汤面,绝了!”
他们用奶粉桶来区分发烧病人,已经算是自主管理的极限,谁也不敢去冲撞防疫政策。然而,有了试纸之后,情况悄悄起了变化。
奶粉桶收起来了,谁家有个发热咳嗽,便跟圣母院或澡堂讨盒子用。有没有病这事,谁说了算,权利回到了村民手里。
村民也不声张,跟找大姨驱瘟的氛围差不多,静静地从大门进去,拿了盒子再静静地离去。就像问神鬼的结果一样,每个人对检测如何都是含糊其辞,有可能测出阳性的,闷声躲家里隔离,也有可能一个阳性都没有。村子对这些事有一种神秘主义的默契,既有维护共同体的觉悟,也有既来之则安之的宿命感。
以至于周边好几个村子都有阳性封禁的,只有瑶垚村始终干干净净,一例都没有。嘎乐带来了试纸,成了村子的功臣。村民敬佩专业人士,就像对麻殷一样,他们对嘎乐分外的热情,嘎乐时不时跟大家讲解病毒知识和发展,特效药的开发和疫苗作用等等,都会有大批的听众。
自此嘎乐每周末都会来圣母院,没房的时候,就跟雷狗丘平睡一个屋——他成了睡沙发那个。
三人各怀心思,理不清,索性便不去深思。
暑假结束后,圣母院清闲了些,他们有了时间去钓鱼野泳,天特别好的时候,他们带着游客爬山摘果子,延庆海拔高,比北京其他地儿换季早一个月,九月时已是满山的黄叶。
徒步一小时有个野生板栗林,丘平带着一群人翻山越岭,来到参差生长的栗子树前。拿个长杆子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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