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则是哭了一整夜,边哭边在脑海里反覆练习:「请您大人有大量,饶过语琪这一次吧……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清晨五点不到,母亲就轻手轻脚地起床,准备水果礼盒,擦乾眼泪又哭红了眼。父亲则坐在客厅一遍遍查电话簿,想着还能找谁帮忙。
两人出门前相互叮咛:「到了副议长面前,你千万少说话,一定要认错、态度低一点。」
母亲点点头,脸sE惨白,满是羞愧与不安。
沈语琪一路默默走在父母身後,嘴巴抿得Si紧,心里虽然不服:「大人物了不起?我就偏不信这个邪!」但看到爸妈那副快哭出来的样子,她也说不出口,只能把头压得更低。
他们一家人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辗转打电话、求助。找了在地里长、工厂老同事、教会牧师,甚至还去问旧邻居能不能搭线——却不是被直接婉拒,就是得到一串无奈的「没办法,那位副议长不是我们能搅动的。」
父亲一脸憔悴,母亲脸上全是失望。每去一个地方,听到的都是敷衍:「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上」「副议长那层的事情,我连她秘书都见不到……」
语琪在旁边,看着爸妈一次又一次被拒绝,心里也开始有些发酸。
中午时分,父亲终於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一位多年没联络的老友──当年一起在云林工厂打拼、後来转行去台南当校工的「阿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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