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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这一刻,陈朝阳对马保华和孙福山个人的能力,给予了一丝极其冷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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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这样一个地质条件复杂、深度罕见的老矿维持运转,没有出现全局性的大瘫痪,这本身就需要相当的组织能力、技术底蕴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手腕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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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绝非庸碌无能之辈,甚至可称得上是“能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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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这份对“艰难”的理解和对“能力”的承认,让陈朝阳心底的寒意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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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能力,有手腕,那么他们的智慧和精力,究竟倾注在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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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念头刺穿了最初那一丝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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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从井口到工棚,从宴席到汇报,处处都显示着,他们的“能力”更多地用在了维系这个封闭王国的稳定和自身权威上,用在如何更“精巧”地应对上级、如何在这“免费”的流转中为小集体乃至个人牟取最大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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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艰难”作为所有问题的挡箭牌,巧妙地回避了主观责任和道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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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陈朝阳心中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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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此付出的,不仅是巨大的财政拨款,更是可能被牺牲的工人性命、被扭曲的管理逻辑和滋生***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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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华们是施害者,从工人身上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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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如果他们还有一丝初心,或许也曾在理想与现实间痛苦地挣扎过,最终才选择了如今这条看似“务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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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陈朝阳的目光扫过马保华看似诚恳的脸,和孙福山镜片后深不见底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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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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