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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王维,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诗佛”——好像他生来就该蹲在终南山的云雾里,看桂花落满衣襟,听清泉流过石涧,活成古代版“佛系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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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真把他的“佛系”当成天生的“躺平”,就太小看这位盛唐文人了。他的禅意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安史之乱的铁蹄踏碎繁华后,从乱世泥沼里捞出来的“精神浮木”;他的辋川别业也不是普通的“隐居别墅”,是整个士族文人在秩序崩塌时,唯一能躲雨的“温柔屋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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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逃”,从来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濒临失魂的士族群体,守住最后一点文化尊严与心灵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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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王维的“精神逃荒”,得先看清他所处的时代有多“难”。盛唐的繁华,像一场盛大的宴席——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里,长安的朱雀大街上,胡商的驼队载着香料与珠宝来来往往,洛阳的酒肆里,文人墨客吟着“春风得意马蹄疾”,士族子弟更是站在宴席的最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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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士族,可不是普通的读书人,他们是“树大根深”的特权阶层:祖祖辈辈在朝廷做官,家里有良田千顷,书房里藏着绝版的典籍,出门有车马随从,连说话都带着“天生该管事儿”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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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早年也是这场宴席里的“贵客”,他十五岁离家赴长安,二十岁考中进士,一开始做太乐丞,后来跟着张九龄做事,笔下写得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心里装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那时候的他,哪里有半分“佛气”,分明是个想在官场里闯一番天地的“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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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场宴席,被安史之乱“哗啦”一声掀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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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以“忧国之危”为名,在范阳起兵,十五万叛军像洪水一样冲向南边。潼关一破,长安的城门再也守不住,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偷偷往四川逃,留下满城百姓和来不及撤退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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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呼风唤雨的士族们,一下子从“云端”摔进了“泥坑”:有的家族跟着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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