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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疲劳轰炸才是这种谈话策略的真正内涵,当对象熬不住的时候也就会说了。”苏牧看着曹老板的状态越来越差,不由的这样推测着,但在自己也感到疲累的时候却又觉得这是一种笨策略,这对谈话人员也是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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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论的轮班之后,这位年近六十的曹老板开始在谈话中哀求谈话人员给个暗示,让他能够知道要他交待与那位公职人员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而不再坚持自己与党员干部之间不存在任何不正当经济往来了。苏牧觉得这是巨大的成功,但是苏牧很快就发现谈话人员这时往往都是直接呵斥回去,明确告诉他要交待的是与所有公职人员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并向他保证会为他的所说情况进行保密并不追究他的责任,他出去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该给公职人员送钱的可以照送,不影响他继续在区里做生意揽工程。慢慢的,这位曹老板可能终于熬不住了,开始慢慢的交待其与区里公职人员之间存在的不正当经济往来。苏牧听着听着发现这些不正当的经济往来都很规范化,基本就是春节、中秋两个节日的红包以及每个重大工程的好处,前者是维持感情,后者是感谢领导干部在这次工程中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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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牧听着听着感觉自己的思想再次受到了冲击,如果不是因为前面六年让他已经看清了很多事情,恐怕他现在得思想崩溃了,尤其是执法人员居然还让违法人员继续违法,这样的操作,怎么可能断绝贪污***行为的发生。但苏牧也承认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欧科长、成林等人的说法确实是最符合现实的,不然像曹老板这样的人即使为了以后的生意也是绝对不会交待的。苏牧知道自己是不会再如六年前般在意这种事情了,这个世界本就是如从,作为个体是不可能改变这种大势的,自己能做的只能是顺势而活了。又过了十多天后,欧科被调出谈话组,负责其他工作去了,而苏牧正式成为了谈话人员,虽然不是主谈人员,但也不能只坐在一旁旁观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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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牧在办案中心连续待了一个多月,中间只有没有夜班时会偶尔被领导允许回家一趟,平常只能通过电话跟家里人联系。苏牧已经明显感到自己的杨钰涵流露出一种不满了,毕竟谁愿意和一个常年不在家的人过日子,而且还是跟对方的父母一起生活。苏牧知道杨钰涵跟父母的生活方式是有差异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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