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印。老黄的脸沉下来:“校长,这不合规矩啊。上周教育局的赵科长还打电话,说他外甥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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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闯进来,把一个鼓鼓的纸袋摔在桌上:“张校长,我是刘总的爱人,这是8万,我儿子必须进一班!“纸袋裂开个口,露出沓崭新的钞票,“听说有个卖豆浆的想插队?告诉你,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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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那沓钞票,突然想起李叔存折上的数字——连零头都不够。这时手机响了,是妻子的主治医生:“张校长,你爱人的靶向药快没了,再不交钱就要停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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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教师会上,数学组的赵老师红着眼圈:“校长,我女儿的心脏病药快断了,能不能预支工资?“她的教案本里夹着诊断书,和我妻子的那张长得很像。总务处的老周敲着计算器:“实验室的柜子再不换,真要出人命了,上周三年级的乐乐差点碰倒硫酸瓶。“而会计室的小张怯生生地说:“这个月的教师工资,财政局说要晚发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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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摸出刘主任转交的信封,厚度刚好够换两个危化品柜。窗外的香樟树影晃了晃,像极了李叔摊前晃动的油伞。突然明白那些钞票里藏着什么——不仅是家长的无奈,还有教师的药费、学生的安全、整个学校的苟延残喘。王副局长说得没错,去年实验三小的王校长确实用“赞助费“换了校车,可没人知道,他儿子赌博欠了高利贷,那笔钱最后进了私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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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给王副局长回电话,他的声音裹着酒气:“老张,晚上陪刘总吃个饭,他说再加20万,给学校盖个新食堂——前提是,把那个豆浆摊的名额让出来。“我看着桌上的“意向名单“,突然想起来,李叔的摊位旁边就是刘总的工地,上个月刘总还让人去掀过他的摊子,说“影响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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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时,我让老黄把所有“赞助费“登记造册,“刘总的8万给实验室换柜子,李科长的5万给赵老师垫付药费,剩下的给食堂买新餐桌。“然后给招生办打电话:“李明明同学符合入学条件,明天让家长来办手续。“老黄在旁边急得跳脚:“校长,你这么干,教育局会找你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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