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作家

;“可不是嘛，文联的同志说还有间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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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网兜往床头柜上一放，搪瓷缸磕在木头上发出轻响，“我叫汪曾祺，从京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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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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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军一愣：“您是写《受戒》的汪曾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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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被他这反应逗笑了，：“小同志认识我？我还以为我的名字早被人忘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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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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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军把脸盆往墙角一放，语气带着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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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集》《沙家浜》都是经典呀！应该说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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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往床沿上坐，笑着道：“瞎写的，让年轻人见笑了。你呢？看着年纪不大，也是搞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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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许成军，凤阳来的知青。”许成军摸了摸后脑勺，在名家面前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刚在《收获》发了篇稿子，编辑让我在这儿住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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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起来，前世许成军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汪曾祺绝对是排在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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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人来说，这个名字也绝不陌生，《端午的鸭蛋》《昆明的雨》等篇目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让“汪曾祺式”的诗意与温情融入国民文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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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善良的坚信、对美的敏感、对生活的热爱，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几代读者的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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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说的话，汪曾祺跨越了“现代”与“当代”的文学断层，既是沈从文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时期文学多元格局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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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许成军最为佩服的是，他提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强调文学应“写生活，写人，写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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