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法律人,眼睁睁看着罪犯在法庭上公然狡辩,而自己却因为各种盘外因素束手无策,这种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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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克拉默,简直就是镁国政府的传声筒!”梅法官越说越气:“什么叫‘尚无明确界定’?什么叫‘有其合理性’?按照他的逻辑,全世界的军火商都可以免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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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峰等他发泄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梅法官,现在生气没用。我们得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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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法官颓然地靠在椅子上,长长叹了口气:“办法?还有什么办法?石井四郎那个老狐狸,把所有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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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些实验对象是自愿的,是花了钱的。我们怎么去证明他们是被强迫的?人都死了,死无对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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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问题的核心。在法律上,讲究的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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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那些“马路大”是被强迫的,石井四郎的辩解虽然荒谬,但在程序上却难以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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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能推翻他这个‘自愿交易’的说法,我们就很难给他定下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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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法官的声音里透着深深的无力:“至于细菌战,他把责任推给军部,东条英机他们又把责任推给一线部队,最后就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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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国人再在里面搅和一下,想让他偿命,难,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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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仿佛在为那些逝去的冤魂倒数着所剩无几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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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峰看着窗外东京的夜景,这座刚刚从战争废墟中开始复苏的城市,灯火阑珊,却掩盖不住其下的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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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从来不是靠别人施舍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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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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