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万里,立刻阻止了这近乎白送的愚蠢举止——如果此例一开,是不是下一次学派再起争论,圣上就可以引此旧例,直接封禁掉他不喜欢的一切著作?
你搁这儿复辟暴秦《挟书律》呢?
文人之间的事情,能讲规矩的时候,还是尽量讲规矩比较好。于是众人商议再三,无可奈何,只有重回辩经路线,并调整辩论思路;从此不再强调史书本身的来历,转而寻章摘句,质疑起了史书材料的真伪:就算《竹书纪年》是真本又如何?史书是真本,就意味着史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啰?
这个质疑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非常靠谱的,可以说一发中的,立即就缓解了广大儒生的精神内耗。但如此辩论,却也显然有极大的弊端:不针对史书本身发论而只质疑史料真假,那意味着已经默认了《竹书纪年》的地位,等同于打破了儒家对上古历史的绝对垄断,允许异端思潮上桌——这是非常惨痛、非常悲哀的让步;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与儒生抗争的百家士人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已经在私下里组织了对《竹书纪年》的讨论,并得出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如果儒生们再这么装聋作哑、坐视不管,那等到话语权全部沦丧之后,真是哭都来不及了。
而儒生这样艰苦悲哀的反抗,无疑大大取悦了嫌弃无聊,且对儒家颇有偏见的皇帝陛下。他当然也知道,这区区一本《竹书纪年》并不能算决定胜负的棋子,以儒生的人才济济、钻研精微,早晚能够在学术体系中彻底消化这一波异端的刺激,甚至推陈出新、巧施手腕,将此异端消化自身的给养——两虎相争,强者为胜;儒家实在是太大太强,以至于可以兼容并蓄、因势利导,将一切不利的冲击都转化为有利的优势。在这种庞然大物面前,一本异端史书,也不过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已。
不过,这本身也没什么关系。《竹书纪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皇帝巧妙挑拨,本来也只是为了一时的念头通达而已。所以他欣然旁观,大为喜悦,只觉多日以来的种种淤积的愤怒郁闷,真是于此刻尽数倾吐,一扫无余。为了扩大这种恶劣的喜悦,扩大斗蛐蛐的无穷乐趣,他甚至还特意在朝会上加了一句,要延请长安各门的博学之士,到宫中来讲解对《竹书纪年》的研究。
&nbs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