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术来控制知识的流动,这在各种意义上听起来都相当魔幻。但在历史上却绝非不可能。魏晋高门掌控仕途,依靠的是所谓“经术传家”的释经权垄断;如弘农杨氏兴于《欧阳尚书》;汝南袁氏兴于《孟氏易经》,父子相继,世代相传,累世专攻一经,完全掌握了对儒家学术的释读。不过,儒家经典又不是武林秘籍,《尚书》、《易经》的原典在市面上亦并不罕见,真正帮助世家垄断学术地位的,是对经典的引申、比拟、再诠释,是高门数代人上百年所精心打造的话语体系——而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都需要有廉价、轻便、高效的物质作为载体,比如说纸。
西汉的大儒拼死拼活,传下来的《公羊春秋》、《左氏春秋》释读,顶多也不过十余万字,聪颖高明的寒门子弟,靠着悄悄偷学死记硬背,背也能把精髓给背下来,如果时运凑巧,不是不能迈过那一道青云直上的门槛;可至东汉晚期以后,各家所传的经术注释长篇累牍,动辄数十万乃至百万字,那就完全超越了人力可以记诵的范围,也为学术分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了讨厌的、放羊放猪的野生天才出来捣乱,大家排排坐分果果,彼此吹捧赞扬,日子当然好过得多了。
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得是纸——孔老夫子钻研学术钻研了一辈子,毕生的成果也不过就是撰写《春秋》、编订《尚书》、精选《诗经》、注释《易经》,能有几本书也就不错了;而魏晋高门大姓嗑药行散、扪虱而谈,居然各个都能整出琳琅满目的私家著作、典籍高论;这显然不是后辈的智慧吊打了祖宗一千倍,而是时代诞生出了更方便这些人发癫、灌水、制造学术垃圾,通过庞大信息来垄断知识的工具。
廉价的知识载体居然变成了垄断知识的工具,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能算是地狱笑话。不过地狱笑话只是过于地狱,却并不违背逻辑。因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穆祺屈指敲一敲桌板,为陛下引述他并不陌生的条文:“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它……比创作技术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掌握技术——在造纸术上是这样,在金属冶炼技术上同样是这样。”
他晃了晃手中夹着的那枚铜板,再明白不过的向皇帝证明了这句话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