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 穆祺那种“要想开”的劝导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刘先生依旧是板着一张驴脸进进出出,在言谈举止中抓紧一切时机表现出对儒生的厌恶。这种厌恶不仅仅局限于情绪,更已经付诸于行动——在意识到穆某人已经躺平摆烂, 对儒生高举白旗之后,刘先生决定操刀子自己顶上, 摩拳擦掌、亲力亲为, 一定要给儒棍来个迎头痛击。为此, 他甚至放下了往日的芥蒂, 亲自出面, 约见了另一个“自己”。
谁也不知道两个生死皇帝到底密谈了什么,但谈话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在谈话之前,活着的那位皇帝陛下对儒生和方士的斗争基本是无动于衷, 高踞干岸,不理凡俗, 颇有一种谁死都是好死的自信与从容。但在“王姓商人”入宫告状之后, 高高在上的皇帝却一转态度,忽然自宫中传令廷尉, 将几个上门闹事的儒生统统拘入狱中, 吩咐了官吏“细细审问”。
动用廷尉严查底层喽啰, 其中有几个还是丞相公孙弘的属吏出身,等于是公然下新任丞相的脸面;这样的动作苛刻到逾越常理, 稍有见识者闻都能闻出来政潮的气味, 战栗畏惧之感, 自是油然而生。
但在这种山雨欲来的诡秘气氛中,平津侯公孙弘却保持了惊人的镇定。收到诏令之后, 他既不急躁,也不惶恐, 指示命令门下弟子老实配合廷尉的工作,派人向被骚扰的方士致歉,随后从容自若地继续办理丞相份内的公务——清理账目、协调内外、督促备战,顺便还草拟了一份三百石以下空缺官吏的任命名单,按照程序交了上去。
虽然被皇帝陛下分权削弱削了很多年,又半路被个大司马大将军跳到了头上做威福,但丞相毕竟还是丞相,不折不扣毋庸置疑的百官之首,名份与实际上的力量都绝不容小觑。而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权力,就是朝廷官吏的人事权——按照汉初以来的制度,千石以上的大臣由皇帝任命,千石以下的官吏则由丞相府统属,彼此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草拟名单向皇帝举荐贤才,正是丞相义不容辞的职责。
——当然啦,前几任丞相都是胆小软弱的吉祥物,尸位素餐饱食终日,呆在相位上主要起一个装饰效果,根本没有左右朝政的能力;而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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