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脸皮扒个干干净净,扔在地上猛踩几脚,起码也要将他赶出京城而后快。
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有些卡住了。
作为整个大汉朝廷的嘴炮担当,横扫百家而无敌手的高手高高手,儒生们对这种外路方士一向是相当轻视的;他们早先走马观花,一扫而过,觉得此类佞幸小人一定是大言欺世、狂妄不尊,自己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轻易就能将对方打倒。而如今一字一字仔细鉴别,才发现要驳倒这篇文章,居然不太……诶……不太容易?
自然,这并不是说文章喷得有多么高级、文辞多么华丽;实际这篇奏章的嘴炮质量并不算高,除了少数刺激情绪的名句以外,大半辞藻甚是平庸(毕竟,最精华的“秦人不暇自哀”、“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云云,已经被尽数删去了)。但关键在于,奏章用来指责诸位大儒的种种论据,每一样每一件,都是踏踏实实,万难反驳的真料——
——嘴炮可以互喷,黑历史可以对揭,意识形态可以上纲上线、胡搅蛮缠,但引用错误、扭曲事实、蓄意剪切史料这种事,怎么打滚都难蒙混过关吧?
事实上,在翻书一一检查过奏章中论据的真实性后,部分比较忠厚的儒生干脆陷入了沉默。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这篇奏疏的论点,可能还真……有些道理?
如此沉寂片刻,终于有人喃喃开口:
“这姓穆的方士——穆祺?倒似乎确有几分能耐……”
实际来讲,这已经不能算是“有几分能耐了”。在当下这个时代,书籍是极为罕见宝贵的珍物,只有身份非凡的大儒才能批量储藏。在座的儒生虽然为数不少,但大多也只钻研过一本《春秋》、《诗经》;而奏章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功夫,是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