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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中,像徐有贞这种靠着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谋求晋升的官员,并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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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朝堂之上,这样的“识时务者”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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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擅长察言观色,趋炎附势,脸皮比墙还厚,手段比刀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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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京营参将石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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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亨其人,本不是文官出身,靠着战功与投机上位,平日里虽在军中挂职,但对朝中风向却是格外敏感,尤其擅长揣摩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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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当今越王徐闻风头正盛,他自然不肯错过这个机会,决定赌一把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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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石亨郑重其事地向朝廷上奏,请求为越王的祖墓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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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家出资,而是奏请工部拨款、由朝廷出面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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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一出,群臣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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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永乐朝以来,大明从无为功臣祖宗立碑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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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功臣,若要纪念先祖,无非自家花钱修整祖墓,想怎么立碑就怎么立碑,只要不过分、不越规制,朝廷一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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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官府出面、官方撰文立碑,这可就不是寻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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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这还是为越王徐闻的祖上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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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亨的奏本中言辞极尽奉承之能事,说越王殿下自幼仁孝、才德兼备,堪比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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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成为如此英才,定然是因其父母教养有方,其祖宗必定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理应由国家出面,隆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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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便是大明对圣贤不敬、对子孙教化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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