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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山村,能活下来,实属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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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的年代,一家一个孩儿,谁也不能超生,要是不小心怀了想生,那就得扒房牵牛,就差一命换一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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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一个孩儿的孕龄妇女就不能再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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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妇联主任天天去家里,朝九晚五,风雨无阻,除非家里的老爷们挥刀自宫,断了那方面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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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妇联主任也要瞪眼睛盯着,生怕小媳妇出去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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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想再生一个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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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躲呗,只要不被发现,生出来交罚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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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农民年收入不过千元,罚款八千一万,绝对是一个要命的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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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这个原因,我从有记忆起,便是孤身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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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谁家交不起罚款,把我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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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村口的土地庙,没有窗户,冬冷夏热,好在那边人信佛,经常上供,咱能混口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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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懂事了,我去找过村支书,问问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进福利院啥的也行,村支书让我去找村里的妇联主任,我他娘的还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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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主任就问我一句话:“你是女的吗?找支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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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国足有这能力,早他娘的进世界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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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村里人对我还行,有事没事给我送点吃的,土豆地瓜大苞米,饽饽饼干粘豆包,吃的倒是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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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讲话的,寻常老百姓吃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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