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问我“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们我的事儿吗?”
“可能是咱哥俩比较亲吧”我努力的放松自己的情绪回答他,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走过一段黑路的人在善意的提醒一帮孩子,别在路口选错了道儿。
亮子不置可否,把他的酒盅端到我面前,示意让我喝掉。然后看着我面前的空酒杯说:“叶子,哥哥谢谢你。”
我有点明白了他的意思,作为劳改释放人员,他在这片是没法抬头做人的,所以他没有朋友。不是他不想和别人交流,而是因为别人因为他的“历史问题”而不给他机会。他给邻居剃头时收钱便宜,给邻居干活时舍得出力气,但却连一句谢谢也换不来。我明白了我第一次见面跟他说谢谢时他为什么会发愣了。也明白了为什么每次我来找他聊天时他问什么生意也顾不得做了。
附近的邻居没人看得起一个劳改犯,厂院里除了我没一个孩子敢大声地叫他的名字就连经常和我一起来的杨灿在和他聊天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这不是2000年以后那个存在即合理的年代,这只是老百姓从循规蹈矩开始往敢做敢为发展的8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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