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父亲,一个就是母亲。每每一想起他们,我的泪水就禁不住早已打湿了眼帘。
17年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中耐以维持生计的裁缝铺也倒闭了。年近六旬的父亲为了供我读书,又跟着分了家的二哥学做起小生意来。每次到南充西门市场进货,早上四五点钟天不亮便要起床,提上几个大蛇皮口袋,打上一个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赶上七八里山路,赶到兴旺镇和平村的岔路口去搭到南充的班车。为了节约用钱,进好货,父亲也不喊三轮,就自己一袋一袋地扛往汽车站,在南充甚至常常是舍不得吃中午饭。下午赶回时,我们全家大小早就在和平村的岔路口等待已久了,租用附近农民家的板板车将货拉回,到家经常是深夜十一二点钟了。父亲常常浑身衣衫湿透,顾不上吃饭和歇息,又忙着清点货物和摆放商品。
父亲也常到我读书的蓬安县城进货,有时遇上赶不到回家的班车,便到我读书的师范校学生宿舍和我同挤一铺,父亲说县城的旅社太贵了,住一晚要五块钱,即使睡地铺也要三块钱,真是太贵了,太贵了!第二天一大早临走时,却又会塞给我一大把皱巴巴的零钱,并吩咐我钱莫乱用,要安排好生活,注意好身体。每每此时,望着父亲苍老的容颜和日渐佝偻的身影,我的心里便难过得想要哭。
十四年前,师范毕业,我分配在老家一所偏僻的中学教书。父亲却由于常年累月地劳累,不幸患上了老年性前列腺炎。这本来是一种并不难医的病,但家里缺钱,即使有钱,我们深知:以父亲的脾气,他也不会去大医院医治,他怕拖累家里,拖累儿女。于是就一直在乡上诊所里拿些药吃,谁知,后来病情竟恶化成了尿毒症。
五年前,我调到了一所新的职业中学教书,父亲去世后,母亲便孤身一人在家守着老屋,我每次回家都对年迈的母亲说:“妈,走,跟到我们一起生活。”母亲常常很为难地说:“娃儿啊,你的好心,妈晓得,可你一个人那么点点工资要养活一家四口人,哪里养得起哟,妈还是在老家向乡亲们要点荒地种点菜和包谷,喂几头猪,拣点废旧卖算了!”
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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