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安全以及国家文化遗产为名,强行进入甘肃肃州。
肃州镇守史吴桐仁的部队大部驻扎在酒泉,其他的散布在辖区的各县,其总兵力不足5000人,一听说,国民军大举入境,一边急报兰州,一边派人前往迎接,而他自己则因情况不明而躲在酒泉城里,国民军大部驻扎在酒泉西侧不远的嘉峪关,派出半个营的兵力到敦煌“进行保卫工作。”第二日,我发表讲话,指责“张广建治理不利,致使国宝遭劫,我科学人员生命遭到威胁”“本来同盟不应该干涉甘肃的事务,但是敦煌是中国的敦煌,不是甘肃的敦煌”因此,我“郑重的要求张广建引咎下野,交由甘肃各界和全国民众另选贤能。”相应的,对于关内的徐海事件似乎也“软弱了不少”
一时之间,举国媒体争论不休,纷纷嚷嚷,各种声音都有,但是由于我早就着力经营媒体,又刻意造势,自然大部分声音都被我牵着走,何况对于对民主几乎没有好感的张广建,视自由为生命的媒体自然没什么理由为他说话。然后,我就开始策动甘肃的镇守史倒戈,首先调动起来的是凉州(武威)马廷镶、甘州(张掖)马麟两人,他们在27日、28日先后通电附和,他们早就不顺眼了,然后在30日,在国民军的军事压力下,吴桐仁也宣布附和。
当然,此时的张广建自然派出了一万人,企图迫使河西两镇屈服,但是29日,宁夏、青海先后通电表示赞同我的观点,自然嘛,墙倒众人推,西北没人相信张广建还能度过此劫。于是,军队刚刚离开兰州越过乌艄岭,张广建害怕东南三镇也跟着起哄,引起后院起火,又命令军队撤回兰州,凭险固守,他的两万军队要想抵挡这些分散的镇守史还是有希望的。当然,他的重点随即也转移到了北京的外交场合。
北京会议是各方在全国的和平呼声和各方的面子下召开的,要说最大的受益者,那很可能是徐世昌,这位老人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对和平的热诚!”当然,国内外的要求下,各方也不好搏了他的面子,但是从各方的代表的级别就可以看出,其实各方都没有抱太大的愿望,各方的当事人每一个到来的,只是派出了各自的代表,而我自然也不会自己送上门,倒是西方各国和日本都派出了各自的驻北京的大使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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