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此时的改良派虽然认识到了自由民主概念,但是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国家主义理念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国家主义的本意是通过国家的强权维持民族的自立和公共秩序,为改良的实行提供条件。这个理论表面上一看似乎很好,但是实际中每每被**势力所利用,从袁世凯到段祺瑞,虽然改良派支持他们建立强权国家,但是他们都是把改良派当作工具,最后不但国家南北分裂、内战不断,而且军阀门利用军事强权屡屡侵犯改良派的政治经济利益,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置之不顾,用得着就招徕,不用了又踢去。大概也是因为如此,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最后实际上退出了政坛。
在建立民国党的时候,我就吸取了以往的政治教训,在党纲中明确的把过去颠倒的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再次颠倒过来,民国当首先争民权,然后才是争国权,因为用我的话说“国权只有掌握在民众的手中才是可靠的,倘若没有民权、国家不属于民众,即使一时争回了国权也难保长久,这种例子近百年来可谓数不胜数。”正是认识到了军阀在激烈的混战中为了私人利益不惜内侵民权、外辱国权恶劣现象,民国党才不主张短期内武力急统,而转而主张各省自治、和平相处。与此同时民国党主张军人不干政,这正是要消除军阀对政治的影响。因此自同盟成立以来,不但改革了军队的组织、编制、人员的招募,也严格限制军人涉足政治领域,甚至连军人对政治公开发表意见都是到军规的限制。经过数年的经营,如今的国民军已经成为同盟有产平民组成、用同盟政府控制给养和权力一支政府军队。可以说,如今就算你的影响再大,由有家有业的军人组成的军队也不可能成为你的私军。
在五四风潮中,借着关内进步党名流访问关外之际,民国上下全力活动,终于说服了和平期成会诸君,不但使他们同意加入了民国党,也使得民国党的新改良主张开始获得了整个改良派上层的认可。此后,民国党开始整合整个进步党的遗产,当这些民国党新进大员返回关内的时候,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各省发展民国党的组织和势力。根据民国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民国党在短期内都避免和各省的军阀当权派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是采取合法活动的方针,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民国党的新式改良主张,而各省的民国党的活动大都以省议会为中心展开。正因为这个方针,即使在湖北这个军阀横行的省份,民国党也没有轻易打出驱王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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